柳市这个喧哗的小镇，是如今的“浙江第一强镇”，全球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

  在柳市，最富传奇色彩的，并不是那些已功成名就的企业家，而是刘大源，以及与他一起经历了那些冒险岁月的柳市个体户们。

  正是从这批人的抗争、牺牲与奋斗发轫，柳市最终成为“温州模式”的发祥地，而温州，则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耶路撒冷，“温州模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信仰。

  刘大源，柳市最早富起来的个体专业户之一。他1948年出生于柳市，从小心灵手巧，年轻时是一位“打小铁”（小五金的加工修理）师傅，也是一个天生的商人。

  1976年温州大旱，当地水库干涸，不能发电，刘大源自己动手做了100多个煤油灯，拿到集市上卖给乡亲们用来照明。他因此赚到了5000块钱。这是他的“第一桶金”，在当时，这堪称一笔巨资了。

  后来有电了，煤油灯没有生意了，他就扩大规模做起了煤油炉。组装煤油炉需要铆钉，所以他又转移到了螺丝生意。70年代末，柳市的五金电器火爆了起来，刘大源看准商机，跑到上海，从国营上海标准件厂大量购入螺丝产品，然后转手贩卖。

  最开始的时候，那种艰苦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他曾用一辆自行车将几百斤螺丝运回了柳市。风餐露宿三天，才能从上海赶回柳市。温州老板大都经历过类似的创业艰辛。

  到后来，刘大源做大了，据说每天要从上海拉回一卡车的螺丝，一个月卖出的螺丝，接起来就可以绕地球一周。

  搞民营经济，温州人是走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或者说，温州人的“改革开放”，远远不止四十周年了。

  据说，刘大源经营的螺丝是这一个国家最为齐全的，足足有一万七千种。他的大元螺丝店，就是这一个国家的螺丝博物馆。他被人称为“螺丝大王”，当时柳市还有“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旧货大王”王迈仟，合称“八大王”。

  刘大源是柳市第一个装上电线年，他又成为柳市第一个买摩托车的人。他把摩托车从上海运回柳市，街坊四邻都来围观。当时，别说柳市，整个乐清，谁不知道有个刘大源？——他是当时的乐清首富。

  1982年8月的一天，刘大源早起上街，后面便有两人盯梢。当他看到墙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暗自心惊。他做出了生平最为快速的决定，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几万块现金来到河边，跳进一只机动小木船，亡命天涯。刘大源回忆说，逃跑时他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

  这一年，除了刘大源逃亡之外，其他7人都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被捕入狱，直到1984年才重新审理，或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

  温州“八大王”名单，与江湖上流传的名单有些出入。这个版本加上另外的版本，“八大王”一共涉及到十四个人，但本文所列出的名单，出自1984年6月14日由浙江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印行的“情况简报”。——这是供抓人用的，准确度应该是最高的。

  那时，他曾经劝刘大源赶快跑，但他压根没想到自己会被抓去坐牢。这个老实人还沉浸在“勤劳致富”的美梦中。

  叶建华生于1949年。早年间，他的父亲曾在温州市开了一家照相馆，抗战时期，由于日本飞机天天在温州市区丢炸弹，全家只得逃回永嘉乌牛老家，后来到柳市开了一家“胜我照相馆”。解放后走合作化道路，照相馆归柳市供销合作社，照相器材也全部收归集体所有。

  叶建华初中毕业，兄妹四个，其他三个人下乡，就他一人留城，但没有工作。他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学会了照相，学会了用最原始的方法冲洗照片。他想靠这个手艺赚钱。

  但是根本没钱买照相机。他就请了一位在柳市前街很有名气的木工师傅，仿制出一部木头做的三脚架照相机。照相机所需的配件，一部分是从一台报废的进口金属照相机拆下来的，一部分是自己加工的。用了五个月，一台中外结合的照相机终于装配成功，配上从上海旧货商店用 7 块钱买来的一个旧镜头，叶建华的“饭碗”就这样诞生了。

  1978年后，国家终于允许个体户存在，叶建华兴高采烈地领到了工商局颁发的营业许可执照，正式在柳市街上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照相馆。想到自己终于能合法经营，用不着再提心吊胆过日子，也应该露出笑容面对未来的生活了，于是为自己的照相馆取名“笑笑照相馆”。

  那是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找创业门路光荣”的时代。柳市人首先行动起来，人人是英雄，个个是大王。他们用最简单的手工劳作生产各种工业产品。很多人在家中办起作坊，生产触点、线圈、电刷、指示灯等，有的人在街上店前经营产品、店后装配产品。在柳市周边还出现了多个专业村，供销员拿着产品实物到全国各地推销。

  后来产品慢慢的变多，供销员无法贴身携带那么多实物，这时有人找到叶建华，请他把产品拍成照片，然后拿着产品照片出去谈生意。叶建华一下子开了窍，赶紧把柳市街以及各专业村的电器产品拍成照片，并在照片上备注产品的名字、规格、型号等。不久之后，封面烫金、十六开厚本的《产品样本》和《产品价目表》就问世了，很快成了热门货。叶建华“目录大王”的名号也迅速传了开来。

  但是，就是这本《电器产品样本》让叶建华遭受了牢狱之灾。其实他只赚了两三万元。他先被送进一个学习班，两个月后被宣布逮捕。在看守所待了三个月后，法院宣判。宣判大会在叶建华的母校柳市小学举行。

  他被五花大绑着，第一个被押上台。他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没收财产4万元，罪名是“投机诈骗”、“牟取暴利”。

  1984年，叶建华被“无罪释放”。那被没收的4万元，23000元作补税处理，另外的17000元予以退回。此后，他又开了一间笑笑照相馆。

  温州的民营老板，过去好就好在没文化。后来，对于温州老板来说，产生金时代结束了。以南存辉为代表的温州企业家证实了当地一个的说法——脑袋装得多，口袋装得多。这个朴素的说法，远比两分法的所有制理论和家族企业治理理论更能准确解释温州的变迁。

  但是刘大源说：“别人眼红他们（那些发达起来的温州企业家），我不。我现在心很平，一年赚30万就够了。”

  自称“刁民”、动辄将地方官员称作“土八路”的刘大源，很轻看正泰这样的企业。他把1978年之后的温州民营经济历史分为了四个阶段：对着干、开着干（公开）、放着干、扶着干。他认为“八大王”处于“对着干”和“开着干”阶段之间，而正泰和德力西则是“扶着干”起来的，不可同日而语。

  刘大源只是老老实实守着他的门面，并没有往前再走一步。那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传说中的“大源螺丝店”已经变成了“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单开间狭长的门面，足以让他在柳市最好地段购置房产，种养兰花，安居乐业。

  他的处世原则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老百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律推辞。他说，这样至少可以让自己睡得安稳——他几乎每天都在睡懒觉。他说他时刻都在提醒自己，凡事都要适度，否则压力太大，身体吃不消。

  那段经历也让叶建华感觉“总有些阴影潜伏在骨髓里”。但他也学会了一种更积极的人生态度，“有遗憾也有收获吧，它让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做事说话多了一些沉稳，少了一些浮躁。”

  在柳市，当年“对着干”并被打击的当然不单单是“八大王”，在遭受打击的那些人当中，并非所有人都偃旗息鼓，也有人激流勇进。

  在1982年那场打击经济犯罪的运动中，郑元忠未能幸免。他的“罪行”是办了几间电器作坊，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洋楼（《人民日报》说院子里可以停12辆小轿车），还有一项，与刘大源一样，他也买了一辆别人罕有的摩托。他曾潜逃两年，感觉风声好转回到柳市，但很快就被公安抓获，关押了186天。

  出狱后，郑元忠重操旧业，创办了乐清市第一家规范化股份合作企业精益开关厂。与他同时做开关生意的柳市人有南存辉、胡成中等。正是在这一批人的努力下，柳市后来成为了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

  郑元忠的成功转型并非偶然。1992年，也就是王均瑶创办国内首家民营包机公司的那一年，40岁的郑元忠背起书包走进了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成为温州大学年纪最大的大学生。

  四年大学生活之后，郑元忠来了一个华丽转身，离开低压电器领域，创建了庄吉集团有限公司——温州服饰业中投资较大和起点较高的中外合资企业。在很长时间内，“庄吉”都是温州一个著名品牌，郑元忠本人也曾被评为“温州改革十大风云人物”。

  这十年来，我不再关注温州，甚至不再关注商业世界的发展。温州已经回归到了一个地级城市应有的位置，而“温州模式”也早已退出了官方的线月，我才从刘大源和叶建华这里听说，曾经风光无限的庄吉集团，前两年已经死了。

  刘大源说，庄吉破产，他一点也不意外，“庄吉是死在大环境里，逃脱不了的，是死在企业互保、银行抽贷上。还好没有跳楼，人没有死就好。”这些年他看到更多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或者就是进了监狱，而郑元忠还是一条汉子，宣称不跳楼，不跑路，大不了欠钱慢慢还。

  在温州，银行为了转嫁风险，要求企业互保联保，一家公司发生危机，就对互保企业施行压贷、抽贷，一些运行良好的企业，也往往一夜之间祸从天降，何况

  。当年的一个数字说，温州有98%的企业存在互保，而一旦互保圈危机爆发，肯定就是一轮企业破产倒闭潮。

  温州老板做制造业，可能有基因上的先天不足。一是温州本地发展空间太小，二是制造业基础相对低端，温州老板的资金，也较少投入到制造业的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中去。

  在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这些年，以小草经济著称的温州创造了一种“新温州模式”——

  在，像温州这样的市场化领先地区，凡是可以依靠底层力量推动、老百姓能够做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大多数都已经完成。

  刘大源已不再做任何生意，“在家享受生活”。最近，他对乐清市越剧团正在排演的《柳市故事》充满期待。这部戏以柳市“八大王”故事为原型，展现的是乐清人敢于创新、顽强拼搏、奋勇向前的创业精神。不久之后，刘大源就可以一边看戏，一边重温他们这批人艰苦创业的激情岁月了。

  他说，柳市现在最缺的就是拉琴的、唱戏的，缺少艺术家。“柳市人似乎只会做买卖，这就像到了山林中听不到鸟叫一样。”他希望，哪怕来了流浪艺术家，也不要轰人家走。他觉得与很多年前相比，柳市的活力正在消失，归根结底，是由于年轻人都在往外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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